疏朝政，并公然传索帑藏，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帝王。
不过事实上，小皇帝朱翊钧虽然曾经对这书极为喜爱，但是在长大了，真正亲政以后的所见所闻，却因为和《帝鉴图说》差距巨大，不由得产生了怀疑，并由此推翻了以前所有受到的教育。
自己上位后，依葫芦画瓢就行了。
教士子是道德高尚和如何做事，教皇帝是如何选人和用人。
这可不是说大臣经过了嘉靖朝就变得聪明起来了，知道皇帝的手段。
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还能说什么。
如对汉高祖刘邦，就有“入关约法”、“任用三杰”等；对唐太宗李世民，则有“撤殿营居”、敬贤怀鹞”、“弘文开馆”、“面斥佞臣”等；对秦始皇赢政，即为“遣使求仙”、“坑儒焚书”、“大营宫室”；对宋徽宗赵佶，即为“应奉花石”、“任用六贼”等。
所谓礼待儒臣，就是要在言行上给予儒臣足够的尊重。
张居正主持编撰这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，即为“视其善者，取以为师”；“视其恶者，用以为戒”。
他知道魏广德口中的“他们”是指的谁。
下部题名为《狂愚覆辙》，共录三代以下共20个帝王的“恶可为戒者”劣行共36则。
虽说每次发生都不太相同，但大抵还是差不多的，照旧例做至少不会犯下大错。
陈矩终于想通了魏广德上课和其他翰林讲经的不同之处，除了规定的经书外，讲的却是历史。
魏广德显然不认为相权太大是好事儿，它需要皇权制约。
魏广德压低声音小声解释道，“他该学的，更多的还是他祖父，先帝嘉靖皇帝的御下之道，而不是讲什么君臣和睦。”
魏广德实际上已经点出了矛盾，而陈矩也不是傻子，多少意识到点什么。
你说，到那个时候，陛下会如何作想？”
简单说，做皇帝，驭下手段就是拉一派打一派，反正不能让手下一团和气。
相应的，皇权也需要相权制约，避免皇帝按照自己喜恶行事，而贻害无穷。
“善贷才是我万历朝的帝师啊。”
到这个时候，陈矩终于感慨一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