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读书，从而有了后来的一切。
孟子是章越读书为学的发轫之始，自己为宰相后第一件事便是为孟子注义，这也是自己为政之始。
章越在馆内，听得三人一一向自己汇报注释的心得体会，也是愈发坚信了自己注孟的决心，他选这条路是不错的。
还是那句话儒家的古早版本，是不谈性命之学，但二程和朱熹的程朱理学，却一破前习谈起理学。
理学的宗旨就是‘存天理，灭人欲’。
以天理为宗。
陆九渊则云，心即理。
后来理学的发展，将儒学变为了教条，反而起到了压抑人性的作用。
而法家更是如此。
历朝历代无不推崇儒法并用治国，求得长治久安，但代价就是人性被压抑。
在堪称盛世的乾隆朝，英国使团来到当时中国，看到官兵可以随便驱役打骂百姓，老百姓则表现得无比驯服听话。
没有官员在场，百姓则显得很散漫，有官员在场，百姓立即变了一个人，畏缩惧怕。
百姓显得普遍没有自尊心，对于不合理的压迫显得逆来顺受，麻木不仁。
总之英国使团看了对中国印象是非常破灭的。
尽管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，有些手段必不可少，但一味地绳治严治会带来想不到的后果。就好比开车的时候，如果每个小的坑坑洼洼都避过，那么迟早有天会把车开到沟里去。
所以既然讲了性命之学。
那么孟子一书中‘尽心知性’这个宗旨难能可贵，是可以纠正理学和法家的弊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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